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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印 象

添加时间:2020/4/24 15:42:25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纪念父亲陈永效逝世三十周年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屈指一数,父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但无论隔离的岁月多么漫长,我却总觉得父亲没有走远,因为他那优秀共产党员的形象与朴实人民公仆的身影,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念念不忘。

我的父亲陈永效,1923年12月15日出生在安徽蒙城乡下,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自幼形成独立坚强的性格,年轻时在家务农,勤劳本份,是爷爷的好帮手。每天除忙于农活耕作外,还帮爷爷做点磨油卖油的小生意,赚的钱置办了几十亩薄地。即使这样,由于当时苛捐杂税重,天灾人祸多,日子过的还是紧巴巴的。父亲年少时读过几年私塾,在庄上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思想比较进步。抗日战争时期,彭雪枫将军率部队在宿蒙一带抗击日寇和伪军,父亲受其影响,又经当地党组织的动员,在四十年代初就陆续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194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民兵队长,从此将自己交给了党,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忘我地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   

1946年8月,组织上为加强河南豫东地区党的组织建设和地方基层政权建设,选派父亲到河南睢县工作,父亲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只身一人来到几百里之外的睢县开展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组织群众同敌人进行殊死斗争,出色的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为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为巩固政权,加强党的建设,恢复和发展经济做了大量工作。在蒙城先后任乡党支部书记、县大队指导员、区民运部长、区委组织部长等职。在睢县先后任区组织部长、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等职,1954年8月任商丘地委委员、睢县县委书记。   

1949年年初,父亲托人给母亲捎信,告知自己在外一切安好。母亲得知父亲的消息后,毅然决然带着幼子一路寻夫到了睢县,随之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任睢县县妇联主任、商丘地区妇联福利部长,1958年还光荣出席了全国妇女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父亲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具有强烈地革命事业心。无论工作怎样变化,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从不讲困难,不讲条件,也从不给组织找麻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豫东是重灾区,永城县出现了震惊全国的饿死人事件,县委书记县长均被依法追究,急需加强县委领导力量抗灾救灾。组织上想到了曾任多年县委书记、年轻有魄力、工作经验丰富的父亲,决定让他去永城担任县委书记。父亲临危受命,二话不说,打起背包于1960年10月到了永城。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弄清永城的真实情况,父亲带着有关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摸底,研究措施,解决问题,大力恢复发展生产,很快扭转了社会混乱、干部恐慌、群众缺粮的局面。辛劳、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使父亲身体透支过度,出现浮肿,患上肝炎,留下

"文革"期间,信阳县委、县革委主要领导空缺,派性严重,三派对立,发生了武斗和打砸抢现象,甚至武装部都到严重冲击,部分枪支弹药被抢,县委办公楼被占,成为各派武斗的中心,局面失控,社会极不稳定,混乱状况在全省少有。危急时省委又想到了能打硬仗的亲,省委主要领导亲自找父亲谈话,委以重任,让他到信阳县工作,加强县委的领导力量。父亲坚决服从命令,于1969年2月从河南最东边的永城县来到最南边的信阳县。他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很快组建了县委、县革委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深入细致的做了大量协调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保护了一大批中层领导干部稳定了人心,控制住了混乱局面,没有辜负上级党委和领导的信任与重托。

父亲在长达四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无限忠诚,党叫他干啥就干啥,党叫干啥就干好啥。先后睢县县委书记、开封地委农工部副部长、永城县县委书记、信阳县县委书记信阳地委常委、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南阳行署副专员等职务,光是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就干了二十年。   

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勤勤恳恳,忘我的为党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工作狂人。他几乎没有星期天的概念,上班时间就不用说了,下班回到家里,也是不停的批阅文件或是读书看报。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肝硬化等多种疾病。但是,他一直是带病坚持工作,基本没有住过医院或进行系统的治疗。只有一次,是他带领有关人员到大寨考察学习时晕倒了,才住了几天医院。在我的印象中,父亲除了工作便没有其他爱好,更不要说干家务活了,就是养花、打牌等休闲娱乐项目,他也一窍不通。

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是父亲在工作中的一贯作风。父亲对工作标准要求高,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深有体会。就是对讲话作报告这样的事,父亲也从不马虎,照本宣科,秘书私下说最怕给他写讲话稿,因为总要反复修改,一般不到开会时不能定稿。工作中,如果他发现影响工作的人和事,就会当面给予批评。但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记恨别人,给人穿小鞋。所以,大家又很愿意与他在一起工作,都说与他共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让人受益匪浅。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后来有许多走上很重要的领导岗位。   

父亲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公道正派,光明磊落,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69年2月,组织上让父亲从永城到信阳县工作,正至春节期间,接到命令后,父亲连夜召开永城县领导班子会议,传达上级通知精神,交接相关工作,为了让同志们安心过好春节,他还要求暂时保密,不要打扰大家。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出门离开时,看到在寒冷的冬天里,门外有许多连夜赶来为他送行的同志们,父亲非常激动,含泪与大家道别。二十年后,父亲脊椎染病,久治不愈,这些同志十分关心父亲的病情,四处帮忙打探医院和医生,终于联系到上海瑞金医院的骨科专家,治好了父亲的病患,这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同志情,什么叫牵挂。

父亲在工作时,不但关心同志们的成长进步,还很关心他们的生活需求,特别是对机关的司机、炊事员、理发员、门卫、工勤等服务人员,都是格外关照,总是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因此,他也与大家结下真挚的革命情谊。  

1983年12月,父亲从南阳行署离休回到信阳休息,南阳地委、行署的领导和同志们除逢年过节慰问外,平时也常来看望。父亲离休多年后,有一次乘火车到外地看病路过南阳,部分同志听说后,有一二十人冒着酷暑在车站站台等候,就为了见他一面。仅此小事,便可见他与同志们的感情多么深厚。父亲病重期间,南阳地委、行署的主要领导亲自前往看望。父亲病逝,他们又亲自前来吊唁,并安排由南阳地委和行署主办治丧活动。父亲逝后,南阳行署仍每年派人前来慰问看望母亲,直到2012年10月母亲去。这些事,都让我们做儿女的感动不已。

父亲清政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工作上高要求,生活上低标准,始终保持着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父亲在五十年代就享受高级干部待遇,但是,他从没有假公济私,损公肥私,搞特殊化的情况。   

1961年初,我们家搬到了永城县,住的是三间土胚墙的茅草屋,外加一间小厨房。那时家里人口多,除我们兄弟姐妹外,还有因生活困难投奔父亲的姥爷、小姨和两个表兄10人住在那里,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因作需要,亲住在县委,母亲住在县妇联,都是寝办合一,大哥参军在部队。那个房子很破旧,遇到下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一家人都要忙着用盆盆罐罐接雨水。县里为改善干部职工住房,先后几次建起了砖瓦房的家属院,父亲每次都是把新房让给了其他同志去住,直到1969年父亲调到信阳工作,我们仍旧住在那个破茅草屋里。那时,家里没有自来水,吃水都是姐姐们到城外一个深井里打水,然后把水挑回来或抬回来。井很深,需要用系着绳子的水桶把井里的水提上来,姐姐也就十多岁,人小力弱,提水挑水还是有点吃力。一次,大姐在井边提水时,还不慎掉到井里,幸亏附近有大人及时把她救了上来,捡了一条性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也从来没有给我们搞个特殊。   

在生活物资供应上,父亲不允许机关给我们任何特别的照顾。那时,粮食是计划供应,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口粮不够吃,小姨只好经常领着姐姐们去农村挖野菜,打一些槐花和红薯叶之类补充口粮不足。有一次,她们在一个农场里打红薯叶时,被农场里的人逮到,非让家长来领人,姐姐无奈只好说出父亲名字。他们看着衣着破旧的姐姐,怎么都不相信是书记的女儿,更不相信书记家粮食不够吃,直到打电话向县委证实后才将姐姐放回。我们家孩子多,食用油指标少,每月都不够吃,县委机关炊事班给我家送了一斤油。母亲给父亲汇报后,父亲很生气发了脾气,对母亲说下月不吃油,也要把油还回去。在我的印象里,日常吃的最多的就是红薯,可以说每天都有红薯饭或南瓜饭,如果不是逢年过节,很少能吃到纯白面馍。   

我小时候对父亲不太理解,总认为他不怎么关心我们。父母一心扑在工作上,吃住在机关大院里,基本上顾不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家里都是由一个保姆老奶奶照顾着“文革”期,父母受到冲击,就更顾不上我们了。那时,保姆和小姨都政策要求回原籍了,大哥大姐又在外地工作上学,只有十多岁的二姐领着我们自己照顾自己经常没有钱买粮食和青菜,现在想起来那时的困难状况仍然忍不住泪流满面。二姐、三姐做饭是“炊事员”,四姐买菜是“司务长”,五姐是“捡来的”,这些绰号在县委机关被喊了很多年,笑谈中饱含泪水。五姐的绰号叫“捡来的”是因为她小时候没有被照看好而丢失过,好在多天后,被大姐到农村参加校外活动时偶然看到,回家告诉父母给找了回来。四姐小时候曾寄养在别人家4年多,人家都不愿还回来。我在婴幼时也曾被一个因讨荒要饭而临时收留在我家的奶妈抱走过。这个奶妈在我家一段时间后说想回家看看,就抱着我走了,好在那时人比较诚实,她回家看看后又回来了。现在想想都后怕,因为不知道她家是哪里的,这在现在简直不可想象。由于父母忙于工作,经常很多天见不到他们一面,以致于我们与父母之间都产生陌生感,每次见到父亲时,总是下意识的躲在一边。

父亲几次调动工作,家也随之搬迁。说是搬家,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具,更别说什么值钱的东西了。1969年4月我们从永城搬到信阳时,一辆二吨半的卡车,连人带东西只占了大半个车箱,看到车上还有地,就把没有用完的散煤也装在了车上。结果经过一整天的路途颠簸,我们到信阳下车时,一个个都变成“非洲人”了。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从不宠溺,也没有利用他的职务和关系为我们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给予照顾。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除大哥、三姐很早入伍到部队外,其余都有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大姐初中毕业刚刚15岁,父亲就让她去了农村劳动锻炼,自己拿钱和粮票在公社买饭吃,后来接到农技校入学通知,她独自一人边走边问路摸着回到家里;二姐在永城时就已下放农村,随父母到信阳后,县委办公室主任说可以安排工作了,父亲说不行,又重新下放到农村;四姐下放在农村干了6年;五姐下放在淮滨,生活非常艰苦,常常用盐水泡米饭吃。那时,政策允许父母身边留一子女不下放,许多家长也想方设法让子女躲避上山下乡而就业。我是家里的小儿子,姐姐们已下放去了农村,我完全可以不再下放,可父亲还是让我去了农村接受再教育,而且是到生产队插队。刚刚十七岁的我,每天与群众干一样的农活,还要自己打理做饭、种菜、洗衣缝被等一切生活繁琐事。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我们得到极大锻炼,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们以后工作和生活中克服困难的宝贵财富。

随着岁月慢慢流淌,我也逐渐理解了父亲。无数事实与实践证明,父亲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就是最好的关心和爱护。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着我们,使我们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了自尊、自信、自爱、自律、自强、自主、自省和勤奋努力的良好习惯。虽然我们兄弟姐妹在事业上没有出很大的成就,但是,都较早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工作勤奋努力,分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小有成绩。就拿我的成长经历来说,我下放农村时,不怕苦,不怕累,扎扎实实干了近两年,基本上什么农活都能干,已与农民无别,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参军到部队苦练军事技术,各方面表现突出,入伍半年就荣立三等功,次受到嘉奖,当年就提为班长、集训队军事教员,第二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很快被提干用。1986年,部队精减整编,务上转业到地方,被安排在民政系统二级机构干休所工作,1989年报名参加地直单位选调人员考试,19902优异的成绩被行署办公室录取,从一般办事员开始干起,一步步走到正处级领导岗位这是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也与受父亲思想的影响和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父亲是我人生旅途中的灯塔,是我学习的榜样!

父亲离休后,多年积累的疾病渐渐加重,特别是后来脊椎染病迟迟没有确诊,药物治疗因不对症而无效,病灶逐渐侵蚀到颈椎、胸椎、腰椎,压迫神经而导致不能站立行走,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彻夜难眠。即使这样,父亲以坚强的毅力顽强与疾病作斗争同时,还要求我们不要向组织提条件,不要浪费国家的钱财,不要给医院医生增加压力。父亲是离休干部,政策允许医疗费用全报,可是,父亲从不让使用价格贵的药。有一次,医生看着父亲太虚弱,抵抗力太差,就开了一点白蛋白,父亲知道此药比较贵时,坚决不让用。单位领导探望他时,看到我们推着父亲到外面晒太阳的旧轮椅,是借用病房护士站的时,就想给父亲买一个新的用,但父亲也坚决不同意。当时,那个医院正在开展教育活动,还把父亲的事迹作为典型教育大家。父亲在上海瑞金医院治疗时,大姐去陪护,想顺便拍个X光片检查一下腰部不适,因挂号就医等手续繁琐,医生就把单子挂在了父亲名下。父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她,让她重新挂号开单,自己交费,并亲看到自费发票后才罢休。 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在教育着我们的同时,也感动着许多人。  

父亲因病于1990年4月29日逝,只有67岁。他早年投身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建国后,他辗转多地,条件艰苦,历尽艰辛;“文革”期,他遭到严重冲击,身心俱疲;离休后,又被疾病击倒,受尽病痛折磨。父亲在位时没有时间享受,离休了又匆匆离去,令人扼腕心痛,十分惋惜。   

父亲走了,仿佛一座高山倒塌。但在我们的眼里,他永远是这样的一个人: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以人民为重,一切为百姓着想;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毅志坚韧不拔,从不向困难低头;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始终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居功自傲,一身正气,勤俭廉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为人坦诚忠厚。父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有的风范。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我们的好父亲。

敬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作者 :陈东升  原信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工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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