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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走出的共和国将星

添加时间:2016-11-4 9:25:53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

大别山走出的共和国将星

 

——河南省新县开国将军追寻纪实

      

          焦予玲

        

大别山,河南省将军县的发源地,共和国十大开国将军县它居第六位,共产生了43 位开国将军。

  共和国大军区司令员,它占近二分之一,我军11 个大军区体制时,这个县的开国将军先后担任过北京军区、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兰州军区、广州军区五大军区司令员。

共和国开国将军中职务最高的两人之一产生在这个县,开国少将李德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这个县就是以“红军的故乡,将军的摇篮” 而著称的河南省信阳市新县。 

 

上将、中将、少将,49颗新县籍开国将星闪烁在人民解放军的行列中

新县原名经扶县,位于大别山腹地鄂豫省结合部,在中国历史上名不见经传,但是在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这个小城以43名开国将军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

新县县名的由来,恰是这块红色圣地历经改天换地的缩影。1932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剿灭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控制大别山区,以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之字“经扶”为县名,以新集为县治,设立经扶县,将光山县南部5个里湖北省麻城县3个区黄安县的2个会划归经扶县管辖。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新集,12月改经扶县为新县。

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新县豪杰涌现,英雄辈出。1955年我军首批授衔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共授予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14名,其中上将57名,新县1名;中将177名,新县4名;少将1360名,新县38名。新县43名开国将军上将3颗星、中将2颗星、少将1颗星,共计49颗将星。 点击浏览下一页                                        

                       鄂豫皖开国将帅群雕像

新县籍开国上将1名:许世友。

新县籍开国中将4名:郑维山、吴先恩、张池明、范朝利。

新县籍开国少将38名:李德生、王大华、王才贵、王世仁、叶建民、叶道友、朱火华、朱致平、扶廷修、吴世安、吴华夺、余述生、肖永正、肖永银、肖志贤、肖德明、张吉厚、张百春、张宗胜、杨恬、杨明山、陈波、范朝福、官宗礼、胡立声、胡立信、胡贤才、徐明德、高立忠、高厚良、黄光霞、程世清、鲁加汉、谭友夫、谭知耕、熊作芳、潘焱、潘寿才。

43名新县籍开国将军中,担任大军区和省部级以上领导的有19人,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2人。

担任大军区以上领导的17人:许世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兰州军区司令员;吴先恩,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部长;张池明,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人民解放军炮兵政委;范朝利,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李德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叶建民,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余述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成都军区副政委;肖永银,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高厚良,1955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程世清,1955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福州军区副政委;鲁加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熊作芳,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潘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员;张百春,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空军政委;谭知耕,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的2人:朱致平,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扶廷修,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

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2人:许世友,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李德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43名开国将军都是老红军,大部分生于新县,长于新县,并在新县参加革命,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42名开国将军参与了创建和扩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0月,一部分随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北上长征,与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会合;一部分留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于1934年11月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另有少数人在鄂豫皖苏区红二十八军继续战斗,度过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直至抗战爆发,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新县43名开国将军大都出自红四方面军,当年红四方面军先后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三军。此外,有两名将军出自鄂豫皖省委领导的第二十八军。 他们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点击浏览下一页

                       红四方面军将士纪念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12人许世友,曾任第四军军长 ;李德生,曾任第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供给处政治指导员;范朝利,曾任第四军十一师参谋长;王世仁,曾任第四军十师三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张吉厚,曾任第师三十团团长;张宗胜,曾任第军十师三十团营教导员;陈波,曾任第十师三十团副团长;官宗礼,曾任第军卫生部总务科科长;胡立信,曾任第军司令部机要科副科长;谭友夫,曾任第师二十八团总支书记;熊作芳,曾任第军十师政治部组织干事;潘焱,曾任第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参谋长。

    ——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军7人:张池明,曾任二十五军军部秘书;叶建民,曾任二十五军七十五师见习参谋;扶廷修,曾任二十五军军部电台管理科科长肖志贤,曾任二十五军七十五师经理处军需科科长;吴华夺,曾任第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连长;胡立声,曾任第二十五军西北保卫局警卫员;程世清,曾任第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宣传队分队长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2人:吴先恩,曾任第九军供给部部长;王大华,曾任第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三团营政治教导员。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5人:郑维山,曾任第三十军八十九师政委;朱火华,曾任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连政治指导员;肖永正,曾任第三十八十八师供给部部长 ;肖永银,曾任第三十军军部交通队排长;高厚良,曾任第三十八十九师二六五团连政治指导员。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10人:王才贵,曾任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四团政治委员;叶道友,曾任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副营长;朱致平,曾任第三十一军司令部参谋;肖德明,曾任第三十一九十三师二七九团政治处主任;杨明山,曾任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二团政委。张百春,曾任第三十一九十一师组织科科长;范朝福,曾任第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卫生处政委;黄光霞,曾任第三十一九十三师二七八团营长;鲁加汉,曾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总务处处长;谭知耕,曾任第三十一军军部侦察参谋。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1人:吴世安,曾任第三十三军九十八师师长。

    ——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其它所属部队3人: 徐明德,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台长;潘寿才,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余述生,曾任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政治委员。   

     ——鄂豫皖省委领导的第二十八军2胡贤才,曾任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司令部通讯班班长;高立忠,曾任第二十八军手枪团班长。点击浏览下一页     鄂豫皖苏区将帅馆

    43位将军唯一没有在新县出生、也没有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1人,即杨恬。但杨恬祖籍是新县千斤乡,因此加入新县籍开国将军序列。杨恬出生在江西德安,其大哥杨超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中共德安县委书记,著名烈士,曾在新县千斤一带开展过革命活动,对杨恬参加革命起到过引导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43名新县开国将军随同所在部队改变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投入到抵御外来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他们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八路军一二九师17人:许世友,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李德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营长;吴先恩,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供给处军需员;范朝利,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王大华,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王才贵,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轮训大队大队长;肖永银,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团长;肖德明,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三团政委;余述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张百春,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四旅七七一团政委;范朝福,曾任八路军一二九三八六旅七七一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官宗礼,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0团供给处处长;胡立信,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轮训大队大队长;高厚良,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补充团参谋长;黄光霞,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团副团长;鲁加汉,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总务处处长;潘寿才,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营教导员。

 八路军一一五师6人:张池明,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委(后转入新四军);叶建民,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晋南支队代参谋长(后转入新四军);肖志贤,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供给部副部长;吴世安,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特务团团长(后转入新四军)胡立声,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特派员;程世清,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团长兼政委(后转入新四军)。     

点击浏览下一页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八路军其它部队10人:郑维山,曾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朱致平,曾任晋绥军区临县支队副政委;杨恬,曾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四科副科长;肖永正,曾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供给处处长;张吉厚,曾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第二团代团长;张宗胜,曾任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二十四团政治委员;陈波,曾任太行军区荣军学校校长;徐明德,曾任中央军委三局分队队长;谭友夫,曾任太行军区决死第三纵队八团政委;潘焱,曾任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副校长兼第二军分区参谋长。

 新四军有9人:王世仁,曾任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二团营长 ;叶道友,曾任新四军四师九旅二十五团副团长;杨明山,曾任新四军五师十三旅三十八团政委;吴华夺,曾任新四军四支队九团团长; 扶廷修,曾任新四军四师十二旅三十三团团长;胡贤才,曾任新四军二师六旅十七团团长;高立忠,曾任新四军四支队九团政治处主任;熊作芳,曾任新四军五师十四旅副旅长;谭知耕,曾任新四军二师四旅十二团团长。

此外,朱火华,曾任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员。1937年,经中共中央批准,陈云借用盛世才的新疆航空队和苏联教官、苏联飞机,在全军范围内选拔人才,进行飞行培训,朱火华入选。

解放战争时期,新县43位开国将军历经八年抗战烽火的洗礼,都已经成长为指挥千军万马的优秀指挥员,步入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行列,他们主要分布在五大野战军和六大军区。

在五大野战军有27人。

第一野战军1人: 鲁加汉,曾任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办事处政委

第二野战军7人:李德生,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师长;范朝利,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军副军长; 扶廷修,曾任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后勤部副部长;肖永银,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范朝福,曾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潘焱,曾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副参谋长;谭友夫,曾任二野前身中原野战军四纵十一旅政委。 

第三野战军7人:王世仁,曾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战车团政委;叶道友,曾任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一0一 师师长; 吴华夺,曾任第三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参谋长兼六师师长; 官宗礼,曾任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后勤部副部长;胡贤才,曾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二十六军六十四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高立忠,曾任第三野战军第六纵队十七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谭知耕,曾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六十九师师长。

    第四野战军8人: 张池明,曾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政委;王大华,曾任第四野战军五十八军一七三师政治部主任;叶建民,曾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四一师代师长;肖志贤,曾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五分部兼第十五兵团后勤部部长; 张百春,曾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一四一 师政委;徐明德,曾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部通信科科长;程世清,曾任第四野战军一三二师副政委;潘寿才,曾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

 华北军区野战军4人:郑维山,曾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军长;余述生,曾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张宗胜,曾任华北野战军第二十兵团六十八0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立声,曾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政委。

     当时我军有六大军区,新县籍开国将军有16人分布在五大军区。

    西北军区2胡立信,曾任晋中军区独立三旅政治部主任;朱致平,曾任晋绥军区独立七旅七团政委。

    华北军区6人:王才贵,曾任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 ;杨恬,曾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处处长;杨明山,曾任冀鲁豫军区豫北军分区副政委;肖永正,曾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后勤部部长;高厚良,曾任华北军区第七十军参谋长;黄光霞,曾任华北军区衡水军分区司令员。

华东军区2人:许世友,曾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张吉厚,曾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 。

 中南军区4人:吴先恩,曾任湖北军区后勤部部长;肖德明,曾任湖北军区黄冈军分区副政委;吴世安,曾任湖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熊作芳,曾任河南军区潢川军分区司令员。

东北军区1人:陈波,曾任东北铁路公安局副局长。

其它部队1人:朱火华,曾任中央军委航空局航空工程处政委。

    43名新县籍开国将军就像星星之火,星罗棋布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之中,他们从新县走向鄂豫皖、走向川陕、走向鄂豫陕、走向长征,走向抗日战场、走向解放战争、走向新中国。他们的肩上闪耀着49颗熠熠生辉的将星,在人民解放军将帅行列里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当时10多万人的新县“村村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在上万名红军和5.5万名烈士中产生了43位开国将军

 革命战争年代,10万多人的新县,竟有上万人参加红军,刀光剑影,前赴后继,5.5万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正可谓:“村村有红军,户户有烈士 ”。

新县地处豫南边陲,大别山腹地,辖17个乡镇,总面积1612平方公里,是嵌在鄂、豫二省结合部的璀璨明珠,是典型的青山绿林的山区县城,自古就有三省通衢中原南门之称,在这块土地上曾经演绎了轰轰烈烈的红色革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大别山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鄂豫皖苏区第一块根据地“柴山堡”在这里开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从这里飞上蓝天。董必武、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李先念等开国元勋都在这里战斗过。

43位新县开国将军就是从上万名红军和5.5万烈士中产生的。

郑维山将军回忆,1930年6月,红军扩编,他带领70余名赤卫队员参加红军,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和他一同参加红军的70余人,建国后仅有两人得以幸存。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县党史工作者张桂中在调访郑维山将军时问:“您怎么不爱回家乡呀?”将军颇为伤感地答道:“不敢回呀,回去了,叔叔婶婶都找我要人哪,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70多个小伙伴就活了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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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吴华夺将军12岁跟随父亲当红军,其父吴文保是我党早期党员,曾任光山县红色补充军第二团党代表、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经理处处长,在长征途中牺牲。吴华夺的本家哥哥吴华高,曾任光山县红色补充军第二团团长,1932年在光山胡山寨战斗中牺牲。

著名的兄弟将军范朝利和范朝福,是同祖父的堂兄弟。1928年8月,范朝利和兄长范朝元一同参加赤卫队。1930年春天,范朝利和堂兄范朝相、堂弟范朝福、刘明普、刘明月等10余人一同参加红军,被编入红三十一师第六大队,范朝相在战斗中牺牲。建国后,范朝利被授予中将军衔,范朝福被授予少将军衔,堂兄弟同为开国将军,他俩是一起参加红军10余人的幸存者。

范氏家族也为革命做出重大牺牲1947年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的范朝利和时任二纵六旅十七团政委的范朝福,回到阔别18年的故乡新县郭家河范湾村大刘湾,方知两个家庭在他们参加红军后惨遭毒手。范朝利的父亲被国民党二十五军抓到罗山关押半年之久,受尽折磨,强逼他去把范朝利找回来,父亲始终只有一句话:“不知道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妹妹范秀荣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苏区宣传队,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被国民党保安团抓住,受尽了摧残折磨,最后被卖到苏何乡当童养媳。范朝福的哥哥范朝相牺牲后,嫂子被国民党卖到外地,下落不明,侄子饿死,弟媳被国民党杀害,老母亲因家中5位亲人先后离去,承受不了打击,哭瞎了双眼。

鲁加汉将军兄弟三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1929年春,大哥鲁加海、二哥鲁加炎参加了红军,鲁加汉因为年仅13岁被部队婉拒,他点击浏览下一页没有灰心,四处奔走,多次找到部队,坚决要求当红军。1930年1月,他的愿望终于实现,被分配到红军光山独立团机枪连当公务员。大哥和二哥先后牺牲。

点击浏览下一页    高厚良将军参加红军时,有50多人和他一同入伍,建国后仅他一人幸存,他也是与死神擦肩而过。高厚良将军后来回忆说:别人是和大部队一起过草地,我是一个人过草地。过草地时,因感染伤寒,张国焘怕传染给别的战士,下令将他扔到草地不管。将军一个人在草地躺了6天,竟奇迹般的不治而愈。病愈后,将军日夜兼程,追赶部队,最后在丹巴找到红军总司令部

谭友夫将军兄妹8人,有6人参加红军。1929年将军刚满12岁,他的5个哥哥先后参加红军,他也闹着要到部队去,父母怜其年幼,也希望他能识文断字,千方百计筹措学费送他到私塾读书。一心想要参加红军的他,只念了两个月,就再也无心继续学业,跑到部队报名参加了红军。6位参加红军的兄弟,有4人为革命捐躯,只有他和一个哥哥幸存下来。

谭知耕将军参加红军后,他的家庭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报复,7位亲人惨遭杀害。

    新县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坐落在新县城南白马山东麓,依山傍水,环境优雅。园内陈列和珍藏着朱德、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许世友、李德生、刘华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笔题词及珍贵烈士遗物4500余件,安葬着近百位著名烈士和红军首长遗骨,纪念着13万多名革命烈士,是全国建筑时间最早、烈士数据齐全、知名度较高的陵园之一。

13万革命烈士新县占5.5万人,其中已经查明为革命牺牲的有3.5万多人,正式注册的革命烈士有11057 人,仅红四方面军中,新县籍团级以上英烈就达120多人43名开国将军正是5.5万名新县革命烈士中的幸存者。

新县开国将军的战友为人民解放献身,他们的亲属也为革命舍生取义。

李德生将军的父亲因为儿子参加红军,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毒打折磨,出狱后,被迫拖着残破的身体外出打工,甚至挨门乞讨,最后客死异乡。与将军一起放牛的伙伴李炳生参加了红军,在对敌作战中英勇牺牲;另一个伙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打瞎眼睛致残,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点击浏览下一页

鄂豫皖革命烈士纪念碑

点击浏览下一页张池明将军的父亲张彦邦曾任乡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与张池明的母亲先后病饿而死。叔父张柱邦系我党早期党员,也为革命牺牲。

吴先恩将军参加革命后,一家7口被国民党杀害,年迈的老母亲只身一人逃亡在外。他的革命领路人吴焕先、同族兄弟吴先筹、吴先红、吴先元、吴维英等人先后牺牲。

胡贤才将军的父亲和叔父于1929参加红军,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婶娘和堂弟被国民党杀害,家中房屋被付之一炬,财产被抢光。

徐明德将军参加红军后,他的家庭被国民党视为“匪属”,财产被抢劫一空,父母和两个弟弟惨遭杀害。

   张吉厚将军参加红军后,动员弟弟张吉春也参加红军。张吉春在对敌作战中表现英勇,于1930年红军攻克新集时牺牲。

    程世清将军兄弟两人,哥哥因残疾没能参加红军正规部队。他参加红军后,哥哥受到牵连,被国民党杀害,其余的亲人也全部被杀。老母亲东躲西藏,侥幸活到建国后。

点击浏览下一页潘焱将军参加红军后,祖父和哥哥、弟弟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致死,将军祖父的坟墓被挖,棺材被劈开烧掉,尸骨抛撒荒野。将军的嫂子、侄子、叔伯婶子和叔伯姐妹们被卖到白区,另外两个弟弟被霍乱夺取生命,将军的母亲背井离乡,逃到莲花堰、郭家河等地靠乞讨度日,直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方才见到儿子。将军的革命领路人共产党员叶绪广、叶志茂等人先后牺牲。

祖籍新县、出生在江西德安的杨恬将军,在哥哥和叔父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大哥杨超,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中共德安县委书记;叔父杨丕显,曾任中共德安县委委员。南昌起义失败后, 叔父不幸被捕牺牲。1927年10月,杨超以党的特派员身份,回到家乡新县千斤乡一带开展地下活动,12月,奉命返回南昌参加省委会议,在九江招商码头被捕,面对国民党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杨超不为所动,顽强不屈,于12月27日慷慨就义。临刑前,杨超向围观的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民众觉醒,他高声吟诵:“漫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随后慷慨赴死。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报复,杨恬随二伯父迁往吉林,后来就读山东掖县中学。在学校,杨恬积极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后辗转到达延安。

    新县籍43位开国将军是新县上万名红军的佼佼者,是新县5.5万名烈士的幸存者,5.5万名烈士才产生43位将军,占0.001%,相当于1200多名烈士出一位将军。

    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新县籍将军也不例外。新县籍开国将军有30人少年时期参加革命、参加红军,他们从小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熏陶,传承着红色基因,在人民军队的大学校中磨练成长,在人民战争的大熔炉中百炼成将。

新县籍开国将军10岁至13岁参加革命、参加红军的14人:中将张池明,年仅10岁就跟随叔父张柱邦参加农民运动,宣传革命道理;少将程世清,11岁参加红军地方部队;少将胡立声,11岁担任儿童团分队长,13岁参加红军;少将谭友夫,12岁参加红军;少将叶建民,11岁担任儿童团长;少将余述生,12岁担任儿童团分队长;少将肖永银,13岁参加红军;少将叶道友,13岁参加红色赤卫队;少将吴华夺,12岁时跟随父兄参与战斗;少将张百春,13岁担任儿童团分队长;少将范朝福,13岁担任儿童团团长;少将高立忠,13岁参加红军;少将高厚良,13岁担任儿童团大队长;少将谭知耕,13岁参加红军。

    新县籍开国将军14岁至16岁参加革命、参加红军的16人:少将王大华,14岁参加红军 ;少将鲁加汉,14参加红军;少将李德生,14岁参加红军;少将胡贤才,14岁参加红军;少将朱火华,14岁参加红色赤卫队;少将徐明德,14岁任少年先锋队分队长,15岁参加红军;中将郑维山,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红军;中将范朝利,15岁参加红军 ;少将黄光霞,15参加红军;少将肖志贤,15岁从事革命活动;少将肖德明,15岁参加“黄麻起义”;少将朱致平,16岁参加红军 ;少将吴世安,16岁参加“黄麻起义”;少将张宗胜,16岁担任少共区委书记兼区武装委员;少将胡立信,16岁参加红军;少将潘焱,16岁参加红军游击队。

    我军首批授衔时,新县籍将军的平均年龄44岁,最小的37岁,年轻程度在全国将军县中也名列前茅。新县籍30名少年出身的开国将军,占新县籍开国将军总数的70%。“自古英雄出少年”,在新县籍开国将军中得到了印证。

    北京军区、南京军区、兰州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五大军区司令员曾由新县籍将军担任

大军区在人民解放军编制体制中举足轻重,大军区司令员职务重要、地位重要、作用重要,新县籍开国将军任职大军区主官,可谓独树一帜。

大军区是按战略区域设立的军队一级组织。我军大军区体制,基本上按照原苏联军队的体制实行的。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整编 ,按国家行政区划调整为西北军区 、西南军区 、中南军区 、华东军区 、华北军区 、东北六大军区。五十年代中叶,扩编为13个大军区 ,分别是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武汉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内蒙古军区、福州军区。六十年代,中央军委又对大军区进行了两次微型调整:1967年5月,将内蒙古军区调整为省军区,归属北京军区领导;1969年12月,将西藏军区调整为省军区,归属成都军区领导,正式形成11大军区。此外,1979年5月,将新疆军区改称为乌鲁木齐军区。进入80年代后,我军又实行了几次军队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19856月,中央军委决定将11个大军区合并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兰州军区七大军区。 201621日,中央军委取消大军区体制,改革为五大战区 。

国后,有3位新县籍开国将军先后担任五大军区司令员。上将许世友,先后担任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将郑维山,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少将李德生,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1955年3月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整整工作了17年头。从1955年至文革爆发前,点击浏览下一页许世友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卫国防和加强部队建设上,他奔波于海防前哨,深入基层和国防施工现场,首批带头下连队当兵,和战士同吃、同住、同操练,狠抓合成军的训练和部队作风整顿,培养出南京路上好八连。1964年,他在叶剑英、罗瑞卿的大力支持下,总结、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在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练兵、大比武运动。许世友晚年经常向老战友们得意地说:“我那时当南京军区司令员有三件宝:好八连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有郭兴福。”

“文革”爆发后,许世友受到极大冲击。由于他反对造反夺权,把军队搞乱,被林彪、江青一伙视其为眼中钉。来自全国各地、各军的造反派先是游斗江苏省、南京市领导,其后开始冲击南京军区,军区几个副司令和副政委在接待造反派时,有的被罚跪,有的挨斗挨打,南京军区机关处于瘫痪状态。许世友这个毛主席的忠诚战士,开始对老人家发动的“文革”产生反感情绪,他亲自口授给毛主席和林彪的加急电报,指出地方不能乱、军队更不能乱,你们不管,我被逼急了要开枪,开枪了就会血流成河等等。

    “二月逆流”的消息传来后,许世友愤怒之极,他说:“中央‘文革’有坏人,而且不止一个,小人得志。我摸透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不是搞文化革命,这个革命一点文化气息也没有,他们要打到中国共产党,打到忠于毛主席的领导干部,老子惹不起他们,还躲不起吗?”

许世友躲到了无锡某军,造反派居然跟追到无锡扬言要活捉许世友。许世友气得跺脚叫骂:“老子又没吃萤火虫,这帮狗日的怎么知道老子到了这里?”此时,中央一再发文,要求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自觉到造反派中接受考验。许世友对此非常不理解,但又不能违背党中央的指示,思来想去,他决定以到部队基层检查工作的名义离开南京,到大别山革命老区躲避这场“大革命”。他对老部下尤太忠说:“我还是到大别山去,六安至金寨的独山,有我们军区部队。30年代我们红四方面军在这里打过几仗,那里的地形我熟悉,一旦造反派追到那里,我可以上山打游击。”  

    他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说到大别山检查战备工作,两天后又发一份电报,说自己得了神经性呕吐,到大别山检查工作时,顺便到军区126医院住院治疗。许世友也知道,自己给中央的电报等于公开了自己的行踪,于是这位粗中有细的将军和造反派玩起了“捉迷藏”,他先是住到126医院,随后搬到五局,又迅速搬到军区工程兵工区610部队。许世友亲自查看地形拟定武装自卫方案,对部队领导说:“什么造反派?他们是土匪,是流氓,一旦被他们揪住,只有死路一条。你们工区人人要行动起来,个个拿起枪,一旦造反派来了,打一个小规模的淮海战役。”       

1967年7月20日, 武汉 “7.20事件”后,全国掀起了 “揪军内一小撮”、“打到带枪的刘邓路线”的恶潮。南京主要街头上到处贴满了打到许世友的标语和大字报,“批许联络站”一个挨着一个,“揪许指挥部”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大门口。8月3日,南京多个造反派组织共300余人,个个手执大刀木棍,冲进司令部大院,占领政治部机关,张贴和广播打到许世友的口号,威逼军区政委、江苏省军管会负责人杜平交出许世友。8月6日 ,查抄了许世友的家,还要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批斗许世友的10万人大会。消息传到北京,周总理亲自给江苏省两派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许世友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中央对许世友要保的,不准你们揪斗许世友,如果有人要揪的话,我一小时赶到南京,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周总理的干预下,许世友逃过了被揪斗的厄运。远在大别山的许世友得知情况后,对南京大乱的局势忧心如焚,他不停地说:“毛主席上哪儿了?他老人家为何不出来讲讲话?乌云能遮住太阳?这场革命何时了?”

 许世友决定到北京找毛主席,当面向毛主席反映情况。但是行至合肥,因身体状况不能远行,又返回了大别山。他坚信,毛主席不会忘记他,总有一天会召见他。

 毛主席怎么会忘记这位有着特殊经历、特殊性格的和尚将军!据《百战将星丛书.许世友上将》一书披露:1967年8月18日,南巡的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许世友。许世友心情激动,哽咽着说:“毛主席啊,天下大乱,从未乱到这种程度啊!军人手中的武器连烧火棍都不如了,这是什么世道?你该管一管了!我许世友不要乌纱帽,你让我回家放牛吧!”说罢“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毛主席双手扶起跪在面对的许世友,关切地说:“世友,你受委屈了,快起来,有话慢慢说。”

毛主席亲切的话语打消了许世友的顾虑,他打开话匣子向毛主席畅谈自己的看法。第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要不要?有的部队不听招呼,军区党委也指挥不了。不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没章法了。第二、“文化大革命”矛头不能指向军队。“揪军内一小撮”是亡党亡国亡军谬论。非把军队搞垮不可。第三、农村不能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得百姓没饭吃。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要饿死人的。

   毛主席耐心地给许世友解释:“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党委是可以信任的,我派人打电话给他们,不准批许世友,你也回去传达我的意思,你看行吗?”

虽然仍有诸多问题一时让他难以接受,但是毛主席的表态如春风化雨,一扫他心中堆积已久的郁闷。10月1日,许世友应毛主席之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共同欢度建国19年国庆。国庆之后又住进中南海,从此再也没有造反派敢找他的麻烦。

1968年春节,许世友就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解散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全面禁止文斗武斗,并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谁再造反,先杀后报!”其后,在全省恢复工农业生产,很快使各行各业和社会秩序走向正常 。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在许世友的亲自监督下,于1968年国庆建成通车。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73年。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涉及到两名新县籍开国将军,许世友和李德生。

点击浏览下一页1973年12月12日,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主席的书房中,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毛主席在会上说。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毛主席转向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

毛主席接着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军委召开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会议。

12月20日,毛主席在书房中接见了我军46位高级将领,11大军区的司令员也在其中。毛主席主要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并同到会的每个人都握手、说话,老人家特地把许世友从后排叫到前排,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则耐人寻味的话:“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

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

毛主席:“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

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就全部看了一遍。一定坚持看下去。”

毛主席:“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个是甄士隐,一个是贾雨村。真是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事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

许世友:“主席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

毛主席:“你这个人搞点文学吧……

许世友:“应该搞点文。”

毛主席:“你能够看《红楼梦》吗?看得懂吗?

许世友:“大体可以。”

毛主席:“要看5遍。”

许世友:“坚持看5遍。”

毛主席:“《水浒》不是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毛主席:“不怕,你就做周勃吧!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对许世友的高度信任,也让许世友陷入深思,周勃是西汉初年刘邦手下的名将, 在刘邦去世后铲除诸吕、匡扶刘氏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到底谁是中国的吕后?谁要篡党夺权?毛主席让许世友做周勃,是在提醒他提高警惕,保卫我党我军创建的人民共和国。

随后,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命令。毛主席想给王洪文创造一次机会,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威信,委托王洪文点名。王洪文少年得志,不知深浅,点起名来许世友!没有人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王洪文在上海,最怕这个南京军区司令壮着胆,又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得地一声,原来是许世友把茶杯猛往茶几上一磕,给王洪文一个下马威。王洪文抬眼一看,不光是许世友,杨得志、皮定钧这些老将军都鄙夷地望着他。王洪文虚了,转过头来求助似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铁青着脸,一声不作。王洪文这才尝到了军队老将的厉害。

    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总理不得不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这些刚才还桀骜不驯的将军们,个个响亮地回答着“到!”周恩来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最后,毛主席带领大家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再强调了“一切行动听指挥。”跟随毛主席打天下的我军高级将领,表示坚决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命令。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丁盛后来因投靠“四人帮”集团,被撤消职务,开除党籍);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

1979 年,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在垂暮之年指挥了上个世纪中国对外的最后一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7 4岁高龄的许世友,宝刀未老,不减当年,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广西段总指挥。许世友临危受命,向党中央表示:“不打则已,打就一定要打好,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有多大牺牲,都要打赢这一仗!”他亲临中越边境勘察地形地貌,亲自部署部队进攻的突破口。在友谊关西侧的金鸡山,许世友拍着清末老蒋冯子材抵抗法军的炮台,壮怀激烈,心潮澎湃,他自豪地说:“我比老将冯子材大8岁呢!

2月17日日,随着许世友一声令下,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开始。经过28天作战,攻克了凉山、同登、禄平、高平等20多个重要城镇和军事要地,摧毁了越南针对我国构建的大量军事设施,对越南正规部队及其地方武装以歼灭性的打击。

攻克凉山后,党中央下令撤军,已经杀红眼的许世友恳求邓小平让他拿下越南首都,但邓小平考虑再三后还是否认了这一提议。

许世友望着军用地图 ,遗憾地在地图上比画:“全是平原了,坦克大炮正好发挥用场了,不要两小时我就能到河内。”许世友表示服从命令,同时又舍不得立刻撤军:“拱一拱,我再拱一下……”

他派兵前出谅山几十公里,吓得越南的政府机关纷纷撤出河内。接到报告,许世友哈哈大笑说:“吓屁了不是?撤了,屁滚尿流!”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为我国西南边陲的安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为对越反击战广西段的总指挥,许世友将军将永载我党我军的光辉史册。

点击浏览下一页    中将郑维山, 1969年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82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的一次会议上说:“南有许世友(南京军区),北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对两位新县籍将军的信任和偏爱溢于言表。即使有毛主席的信任,郑维山在“文革”时期,也和他的老乡许世友一样,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没像许世友那样幸运,得到毛主席的直接庇护,而是在林彪折戟沉沙后,被冠以林彪余党的罪名幽禁八年之久。

1955年,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已被评定为上将军衔的郑维山,在得知一位资格老、年龄大、职位高的同志被评为中将时,他立即和中央军委沟通,坚决让出这一名额,和那个同志调换。有感于郑维山的高风亮节,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请求,郑维山被授予中将军衔。在此之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两次要他出任华北军区主要领导职务,他都以自己政治水平低、难以胜任再三推辞,并举贤荐能甘愿充当副职。在担任华北军区和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14年时间里,他工作扎实、成效显著,为机关、部队和华北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他亲自参加组织部队开展大练兵运动。在林彪推行“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和拥护罗瑞卿总长提出的“军训和生产不退”的工作方针。对华北军区的设防,更是不遗余力,不论是50年代对东线设防,还是60年代对西线设防,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对东线设防,许多工程布局、勘察定点、直至施工、验收和总结推广经验,他都亲自过问,踏遍了华北大地的山山水水,足迹留在了所有重要山头的沟沟坎坎。对全区主要坑道和其他战备工程的位置、情况,他了如指掌。由于他的精心筹划,严格管理,北京军区国防建设的进度、质量、节约、安全等,多年处于全军领先地位。

“文化大革命”初期,郑维山被抽到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元帅领导的首都工作组的警卫组工作,主要任务是维护首都安全和接见红卫兵,他按照要求完成了周总理和叶帅交办的各项任务,确保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南下途中的安全。

19671月,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被林彪、江青一伙相继整倒,在事先未征求郑维山意见的情况下,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宣布由他主持北京军区工作。时值动乱之秋,受命于危难之时,他没有再向总理提出异议。从此,他一面工作,一面挨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

郑维山非常反感凌驾于党和军队之上发号施令的“四人帮”, 多次顶撞江青。江青污蔑原北京军区某部政委、刚到国家广播事业局工作的丁莱夫有问题,郑维山说丁莱夫在部队工作的时候一直表现很好。江青提出“文攻武卫”,郑维山当面不解地问江青:“‘文攻’我懂,若实行‘武卫’,部队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五不’ 该如何执行?”江青十分恼火。

郑维山对于林彪始终保持着正常的工作关系,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四次奉召晋见,都是和其他同志一同前往,私下同这位“林副统帅”没有任何往来。林彪拉拢郑维山不成,遂把他视为眼中钉。为此林彪、江青一伙编造出“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的罪名,先后三次在北京军区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第一次是1968 “杨余傅”事件之后,林彪捏造了晋察冀山头和华北山头的舆论,说郑维山也是“华北山头”的,要深刻反省。江青立即加以解释,说“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在林彪指令召开的北京军区第十二次扩大会上,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叶群等一起上阵, 对郑维山连续50多天揭发和批判,后因毛主席亲自干预,林彪、江青才不得不暂时放过郑维山。

第二次是1970 年底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后,江青又把“华北山头”同陈伯达扯到一起。 在北京军区的会议上,江青大放厥词说:陈伯达是华北主义的“政治头头”、“太上老子”,华北山头是陈伯达反党的“后盾”,郑维山是陈伯达的“武将”,陈伯达、郑维山伙同反对林彪等等。这次改组了北京军区,郑维山被停职检查。

第三次是1971 年林彪叛逃坠机之后,江青等把“华北山头”的大帽子又从陈伯达那里拿来挂到林彪名下,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窝子”,郑维山是林彪的“大将”等等。不久,郑维山被逐出北京,下放到安徽一个部队农场劳动锻炼,被改名“老关”秘密监视,先后八次转移看管地方,直到粉碎“四人帮”两年后才重返北京。1979年,党中央对“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 ”,以及强加在郑维山身上的所有罪名予以彻底平反。点击浏览下一页

1982年,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这时他已年近古稀,但是工作热情不减当年,为落实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他带领机关干部三次勘察地形,跋涉于西北高原,行程7万多公里,详细修订了西北战区的防御作战预案。又组织全区团以上干部参加战役战术集训,亲自授课,多次组织现场讨论,在战役、战术、工程建设上落实了部队平时训练和未来作战任务相结合的问题。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协助西北地区搞好绿化,造福后代的指示,在部队营区绿化和帮助地方植树种草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绩。西北人民把他和军区部队誉为“绿色使者”。2000年,郑位山将军逝世。

    李德生,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李德生从朝鲜战场凯旋回国仍担任十二军军长。在和平时期,如何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摆在李德生面前的重大课题,为此,他在实践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点击浏览下一页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随着苏军顾问撤走及反对“教条主义”,我军短时间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训练方式,部队练兵无所适从。叶剑英元帅出任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后,制定了“以我为主”的军训方针。李德生召集会议时说:现在军委训练方针、原则和要求都非常明确,但训练方法不改革,就难以落实。我们的任务是过河,没有桥和船就过不去,解决好训练方法问题,就像解决过河的桥和船。点击浏览下一页

   1961年初,李德生带着军、师、团联合组成的工作组,到十二军先进连三十四师一00团二连蹲点,以期在基层摸到第一手资料,针对部队训练的不足,对症下药,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训练中,李德生看到战士热情高,劲头大,而干部训练缺乏灵活性,马马虎虎走过场,无章法无目标,甚至为了训练有“好成绩”,实弹射击专选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练战术专挑无障碍无坡地的平地进行。这种情形让身经百战的李德生极其忧虑:“这样练出来的兵,怎么能拉到战场上去打仗?”

李德生对二连来了个突然袭击:敌人在离营区五公里以外的三角山“空降”,二连的任务是立即紧急集合,跑步前去“消灭空降敌人”。二连全副武装跑了五公里以后,李德生又下命令:改变方向追击敌人!二连到达三角山时,已经翻越了10多个山头,徒涉3条河流,全体战士非常疲惫。部队刚一到位,李德生立即发出新的命令:全连对准36个靶子,进行实弹射击,8分钟内射击完毕。结果可想而知,先进连二连只打出“及格”的成绩。

负责训练的二连副连长郭兴福对“突然袭击”式的考核想不通。李德生向郭兴福提了几个问题:“在深山密林里,刮着狂风,下着暴雨,既没有指南针也没有向导,你们连能不能夜行百里?

“在各种距离上,在表尺规定的射程内,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举枪就把敌人消灭掉?”

   “在一二百米内,在猛烈的炮火下,你们连的战士,能不能勇猛地冲上去?敢不敢同敌人拼刺刀肉搏,最后消灭敌人?”

郭兴福思考片刻,三次回答:“不行!”

李德生接二连三的提问,让郭兴福认识到连队存在的问题,态度开始转变。李德生顺势而为,和他做了一个下午的长谈,让他牢牢记住: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摆花架子,一定要从实战出发,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使每一个战士都练出真本领。这次谈话,李德生发现郭兴福是个优秀的连队干部,是值得培养的好苗子。

李德生与军师工作组研究决定,在二连三班进行训练改革试验。军作训参谋宋文皋 师作训参谋吴亚东协助郭兴福训练战士,以期摸索和形成新的教学方法。

在为期半年的训练中,李德生和谭友夫副军长经常到现场指导,不断研究解决训练中遇到的问题,将几十年的带兵经验和实战经验传授给郭兴福和战士们。在李德生的亲自培养下,郭兴福和战士们的思想、战术、技术、体能得到极大提升无论野外训练场地、“敌情”如何变幻,他们都能做到反应迅速,克敌制胜。著名的“郭兴福教学法”由此诞生。点击浏览下一页

新的教学方法受到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高度重视,他对李德生说:“郭兴福要更兴,《霓虹灯下的哨兵》要更红!”在南京军区发起学习宣传郭兴福和“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培养自己的“郭兴福”,并及时上报中央军委。

 19631224日,叶剑英元帅亲抵镇江,专程观看郭兴福单兵进攻战术表演,对郭兴福及“郭兴福教学法”大加赞赏,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郭兴福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建议军委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的高潮。毛主席看了叶帅报告后,提笔在报告中“郭兴福教学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的句子下面划一道红线,批示:“这一条红线我感兴趣。郭兴福教学法,不仅是继承我军传统法,而且有发展,主要是在新的条件下发扬。”李德生从此进入毛主席的视野。

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全军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运动,李德生因此名扬全军。南京军区在镇江举办干部集训队,郭兴福带队做示范表演。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观看了“郭兴福教学法”的汇报表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全军各军兵种军以上领导参加。1964615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郭兴福式尖子分队的技术、战术表演。“郭兴福教学法”在军队掀起热潮,随后推广到地方,带动了地方各行各业的“岗位练兵”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别有用心地污蔑大练兵“冲击了政治”,“犯了方向错误”,“郭兴福教学法”受到批判,郭兴福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批斗,精神遭受极大刺激,在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和老伴自杀未遂的情况下被判死刑,后被长期关押,“文革”结束后平反,1985年死于车祸。 一次轰轰烈烈的大练兵运动随着“文革”的爆发,被彻底扼杀。李德生培养的“郭兴福教学法”以及随后开展的大练兵运动是我军训练史上一次伟大创举,它以其独特的辉煌镶刻在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历史上。    

 19677月,“文革”爆发后的安徽省局势失控,中央指示贯彻不下去,军管会指挥失灵,造反派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武斗,并波及整个华东。危难之时,毛主席想到了李德生,亲自决定十二军进入安徽控制局势。周恩来总理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在北京接见李德生,当面下达命令:迅速带领十二军到安徽制止武斗,消除派性,稳定局势 ,抓革命,促生产。李德生率部进入安徽后,发现安徽局势比中央所估计的还要严重。所有公路、铁路、水路交通中断,合肥市成了街垒、堡垒林立的战场,军管会成了造反派开追悼会的场所,枪炮声不时划过合肥的上空。李德生派出军队,制止双方武斗,组织“三结合”,夺回领导权,利用所有宣传工具大造舆论,宣传党中央制止武斗的指示,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群众,揭露和孤立少数反革命分子。李德生还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到两派总部,召集其主要负责人集体或个别谈话,做思想工作,收缴武器,使安徽省各地混乱局面很快稳定下来,各地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十二军在安徽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情况,被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登载,毛主席看后亲自批转全国。

19684月,李德生担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任省委第一书记。6月,由于芜湖地区的派性没有彻底消除,加之反革命分子的教唆和煽动,26日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芜湖事件”。造反派2500余人先后冲击驻芜湖的陆军、海军、空军机关点击浏览下一页和电台,砸开监狱,放出犯人,抢走机密海图及800余枪支、10万余发子弹、炮弹,34辆汽车,1300多名解放军干部、战士遭到殴打,一名战士被打死,整个芜湖地区陷入一片混乱状态。李德生亲自赶往芜湖解决这一事件,他孤身一人爬竹梯深入造反派的指挥部,命令他们交出被抢的枪支,立即停止武斗;他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手拿话筒穿梭于各街垒、各派之间,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批评他们的错误行为。经过他的说服和教育,各造反派主动上交了枪支,退出被占领的工厂、学校、机关,武斗得到平息,芜湖的生产生活秩序得到恢复。其后,他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揭露“芜湖事件”的真相,动员全省广大群众,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声讨这一事件。

李德生制止武斗的成功经验,《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进行了宣传,他再一次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扬。19701月,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3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作为毛主席、党中央“老中青”三结合的中年代表,后因“四人帮”迫害,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1980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李德生平反,恢复名誉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李德生调往沈阳军区担任司令员。1973年1 2月19856月李德生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他带领军区党委一班人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特定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的作战和设防原则,促进了东北战略区建设。他提出了组建合成军和在东北西部地区组建守备区的重大建议,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付诸实践。他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步兵师,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

1985 11 ,李德生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委、党委书记,与校长张震一道,团结带领校党委一班人和全校教职员工,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积极推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和改革,为探索我军高级干部培训的新路子,为国防大学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1988年,李德生被授予上将军衔, 2011 年逝世。

上将、中将、少将,许世友、郑维山、李德生三名新县籍开国将军,五大军区司令员,在“文革”中历经磨难,但他们在大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忍辱负重,履职尽责 ,在我军军区司令员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陆军、海军、空军、基建工程兵、炮兵、军科、科工委,新县籍将军遍布各大军兵种和科研领率机关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横空出生,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单一的陆军,而陆军以步兵、骑兵为主,只有少量的海军、空军和炮兵、装甲兵、通信兵。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军兵种部队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新县籍开国将军的身影由此闪现在我军各军兵种家族之中。

这些新县籍将军当年大都是穷苦农民,没有文化,许多人没有见过飞机、军舰,但是他们在人民军队中学文化、学打仗、学习掌握新型装备,学习领导新的军兵种,成为我军军兵种发展壮大的治军良才,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军兵种建设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0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在北京成立,领导全军23个炮兵师、186个炮兵团和126个炮兵独立营。中将张池明曾任炮兵政委。

点击浏览下一页    张池明,1917年出生,河南省新县泗店乡傅山村傅家洼人 。1927年,年仅10岁的张池明就跟随叔父张柱邦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委 新四军三师八旅兼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皖东北、苏北的反扫荡、反蚕食、反顽军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政委,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湘赣战役,一步步成长为作战经验丰富的高级指挥员。  

    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时,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率部南下作战,11月参加了广西战役。1950年2月上旬,张池明率领四十三军参加了海南岛战役,经过两个月的苦战,海南岛战役共同歼敌3.3万余人,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

海南岛解放后,四十三军驻守海南岛,张池明先后任粤西军区政委、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参谋长,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后勤学院院长,总后勤部政委。1975年,任人民解放军炮兵政委。1955年9月,张池明被授予中将军衔,年仅38岁,是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中点击浏览下一页将。1997年逝世。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在北京成立,领导全空军航空兵、空降兵、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雷达兵五大兵种。新县籍开国少将高厚良、朱火华、肖志贤、张百春、胡立信,先后从陆军奉调到空军,他们是人民空军的创建者和发展者,是空军第一代高级将领,与年轻的人民空军共同成长。

 高厚良1915年出生,河南省新县人箭厂河乡肖家洼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红军,点击浏览下一页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一局一科参谋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伏击战、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军区七十军参谋长,参加了解放邯郸、郑州、新乡等战斗和淮海战役。建国后,历任华北军区直属二0九师师长、空军第三驱逐旅政委、空三师政委、空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空五军军长、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训练部部长、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等职。1977年任空军政委、党委第二书记。

 高厚良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时任志愿军空军第三师政委,该师是人民空军的头号“王牌师”。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先后投入10个航空师、2个轰炸师,击落击伤的425架敌机中,有114架是空三师击伤击落的,它的战果名列前茅;志愿军航空兵部队有6个单位曾获集体一等功,空三师占一半,它的战功名列前茅;志愿军航空兵共产生战斗英雄、模范21人,空三师占9人,“一级战斗英雄”6人,空三师占4人,可谓空战英雄头等师。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国在朝鲜空中战场投入飞机1200余架,当时中国空军作战飞机不足200架,比例为6:1;美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1000小时,多的在3000小时以上,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飞行时间最多不到100小时,比例为30:1;美军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出动平均在300次以上,空三师飞行员刚刚会飞,没有打过仗,比例为300:0 。

 在力量悬殊的中美空战中,空三师政委高厚良和师长袁彬迎难而上,带领毫无空中战斗经验的飞行员,研究敌情,总结经验,采取“边打边建”、“边打边训”,“从实践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 ”的作战方针,同时把陆战的经验融合到空战中,提出了“以弱胜强、以小胜多”的空战游击战术,打破空战的常规,终于使这支仅年轻的空军师,由不会打仗到学会打仗,由打速度小的敌机到打F-86高速战斗截击机,由打小机群到打大机群、混合机群,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壮大。

  空三师在高厚良和师长袁彬的指挥下,两次入朝作战,取得了击落击伤世界王牌空中霸主的美军空军114架战机的辉煌战果,涌现出了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英雄王海大队,击落击伤敌机17架的赵宝桐“英雄中队”,培养了一大批我军的王牌飞行员,其中有后来的空军司令员、一级战斗英雄王海,著名的一级战斗英雄刘玉堤、杨振玉、焦景文,二级战斗模范钱良生、苏志明,特等功臣罗沦海以及24名一等功臣。当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询问空三师初战即取得以我无一伤亡击落击伤美机9架的经验时,高厚良谦虚地说:“没什么经验哟,我们都是从陆军来的,都打过仗,有作战经验,飞行员升空后作战都非常勇敢,用到空战中,就是灵活、机动,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刘亚楼听后高兴地说:“在空战中运用陆战战术,是一大发明,这就是经验。”

 1951年1月30日,刘亚楼把空三师参战86天击落伤敌机64架的战绩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作了报告,毛主席当即批示:“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高厚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2006年,高厚良将军逝世。

点击浏览下一页朱火华,1916年出生,河南省新县泗店乡邹河村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连指导员, 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西征。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后,辗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

    此时,新疆的盛世才和我党已经建立抗日统战关系。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利用盛世才的技术装备,为我党培养一批技术人才,为我军将来的新军种建设打下基础。朱火华和从延安派来的10多人转入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习航空技术。1945年抗战结束后,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我党在东北筹办航空学校,朱火华被调往该校任机务处主任,后历任航空学校大队政委、机务处政委、军委航空局航空工程处政委。

建国后,朱火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混成旅机务处主任、华东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南京军区空军工程部部长。朱火华是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创始人之一,从抗日战争时期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为我军空军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68年将军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年仅52岁。

点击浏览下一页 肖志贤,1913年出生,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油榨村肖家湾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五军军需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第二纵队供给部部长,参加了平型关大战和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五分部兼十五兵团后勤部部长,参加了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作战、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海南岛战役。建国后,曾任总后勤部检查局第一副局长、兰州军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0年逝世。

点击浏览下一页张百春,1916年出生,河南省新县陈店乡山背湾村大张家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四旅七七一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四十军一四一师政委。建国后,历任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混成第四旅十一团政委,空军第二师政委,空军第二军政委,北京军区空军政委。张百春将军是最早响应毛主席“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号召的忠实践行者,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解放军空军。1978年逝世。

点击浏览下一页    胡立信,1915年出生,河南省新县戴嘴乡人。1931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司令部机要科副科长, 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轮训大队大队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百团大战”、晋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晋中军区独立第三旅政治部主任,1949年春,率部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指挥了衡宝战役,解放了宝庆、武岗、新宁等县城。建国后,历任湖南军区昭阳军分区副政委、防空军高射炮学校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15年逝世。

     1950年4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领导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岸防兵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和北海、东海、南海三大舰队。5名新县籍开国少将王大华、叶道友、范朝福、徐明德、高立忠,由陆军转到海军,成为人民解放军海军的第一代高级将领。

点击浏览下一页   王大华,1916年出生,河南省新县新集镇长潭村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政治处宣传队队长、西路军政治部青年股股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南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参加了开辟和坚持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四野战军五十八军一七三师政治部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海军第一舰队政委,西营基地副政委,海军炮兵学院政委,海军训练基地政委等职,为海军建设立下汗马功劳。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76年逝世。

徐明德,1916年出生,河南省新县卡房乡牛冲村新屋湾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点击浏览下一页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和西路军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三局分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司令部通信科科长,参加了长春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武汉战役、海南岛战役。1951年任海军司令部通讯部主任,他借鉴苏联的经验,从我军实际出发,制定了海军观察通讯组织原则,调整了海军舰艇与陆地指挥机关的通讯装备,并配合了侦察雷达,解决了海军观察通讯器材的供应、维修保障体系;他参与筹建海军专门通讯学校,为海军培养了大批通讯技术人才和指挥干部;他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第二座特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建设,是我国超长波电台的“鼻祖”,保障了海军各部队的作战指挥和联络工作,1974年3月,任海军副参谋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7年逝世。

点击浏览下一页    叶道友,1914年出生,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土门村张家塝人。1929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副营长 ,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一团团长,参加了淮北抗日根据地和反扫荡、反顽军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一0一师师长。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四舰队副司令员,后历任江阴要塞司令员、吴淞要塞区兼嵊泗巡防区司令员,海军吴淞基地副司令员,海军淞沪水警区司令员,舟山基地副司令员,为新中国海军和海防建设立下了功勋。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同年逝世。点击浏览下一页

范朝福,1915年出生,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范湾村大刘湾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九十一师卫生处政委,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南第二军分区二十五团政委,参加了创建和巩固冀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军政治部民运部长,参加了上党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的作战。建国后,任威海水警区政委、威海基地政委,海军政治部直属政治部主任,海军副参谋长,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3年逝世。

高立忠,1916年出生,河南省新县泗店乡余河村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二十八军手枪团班长,坚持了大别山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独立支队政委,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南麻、临朐战役,点击浏览下一页莱芜战役,淮阴、涟水保卫战和淮海战役。建国后,历任华东军区海军江防舰队政委,华东军区海军后勤部政委,华东军区海军基地政委,第六舰队政委,海军厦门水警区司令员,海军基地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海军指挥学院校长、政委,海军第三研究院副院长。为新中国海军指挥人才的培养做出积极的贡献。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78年逝世。

1978年1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下,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施工任务,所属部队包括冶金、石油、交通、煤炭、水电、化工、建工、地质、矿山等支队,若干支队编为一个指挥部。少将胡立声,曾任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第二政委。
    胡立声,1917年出生,河南省新县泗店乡余畈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红军,1937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年仅11岁参加儿童团,任分队长、巡视员,参加了鄂点击浏览下一页豫皖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太岳军区二十四旅七十一团政委,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政委,参加了上党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成都战役。建国后,任十六军四十六师师长兼政委。1953年,率部入朝作战,参加了平康防御战和金城战役,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回国后,任旅大警备区守备第一师政委,外长山要塞区政委,冶金工业部政治部主任,基建工程兵冶金部办公室主任、北京指挥部第二政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10年逝世

19583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编制为大军区级,设有院办公室、政治部、院务部和战争理论、战术、战史、外国军事等4个研究部,以及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直属中央军委领导,主要职能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总结古今中外的战争经验,编写合成军队的条令条例,探索现代建军和作战的重要问题,以适应国防现代化和未来作战的需要 开国少将谭知耕,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点击浏览下一页 谭知耕,1917年出生,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侦察参谋,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 “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第二师四旅十二团团长,参加了天目山第一、第二、第三次反顽战役,屡建战功。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六十八、六十九师师长等职,率部转战苏、鲁、豫、皖、沪等地,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

    行军打仗之余,谭知耕善于总结每次战斗的成败得失,坚持利用战斗间隙写日记。鲁西南外线出击作战中,日记本丢失,落入国民党国防部。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槐中将看后感概万分:“十一师师长谭知耕日记,其勇敢负责,有研究精神,爱惜伤病员,企图心旺盛等均使余佩服,中共到底有一番革新气象”;“余读谭知耕日记后,对中共分子学习精神、光明风度均有好感,余实羡慕中共之朝气勃勃,余特令抄此日记呈主席(指蒋介石),使之对国民党之腐败有一借鉴。”谭知耕日记真实记录一个共产党人好学精神,也为他日后成长为我军高级军事科研单位的将军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谭知耕历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参谋长、二十五军副军长,1957年毕业于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战役法教授会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1978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军事教育和军事科研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1年逝世。

    195810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是统一组织军队战略核武器研究、试制、试验、定型和监督生产的业务领导机关同时也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委其下设有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若干个主管业务的部局,其隶属于中央军委,其工作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双重领导,既是中央军委统一管理全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机关,也是国务院管理各有关工业部门的国防科研、军品生产和军品外贸工作的综合部门。开国少将杨恬,曾任国防科工委后勤部部长。

    杨恬, 1920年出生在江西德安,祖籍河南省县千斤乡杨店村,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大区队长、干事、股长、指导员、文工团团长、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华北军区南线办事处副主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处长等职。建国后,历任军委总后勤点击浏览下一页部秘书处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志愿军后方勤务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院长,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国防科委后勤部部长,国防科工委后勤部部长等职。期间,在国防科研试验后勤保障工作领导岗位上,认真抓好军需供应、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加工修理等勤务技术和人员生活保障,圆满完成了科研试验的后勤保障任务。领导编写解放军后勤战史工作,以及《国防科研试验后勤保障概论》,为国防科技研究的后勤保障作出了重大贡献。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2002年逝世。

    人民解放军军兵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与新县籍14名开国“兵种”将军的辛勤奉献是分不开的。

   许世友、郑维山、李德生、范朝利,新县籍开国将军个个拼死沙场,传奇一生

百战沙场出英豪,出生入死诞名将。新县籍开国将军都是在枪林弹雨中产生的幸存者、佼佼者,他们伤痕累累,战功卓著,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在大仗、硬仗、险仗、恶仗的磨难中传奇般诞生。

上将许世友,性格刚烈、忠肝义胆,是我军最具传奇色彩的开国将军。这位有着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新县籍将军,受到毛泽东的特殊厚爱。世友一生有三大奇:少林武出身、七次参加敢死、死后土葬陪母,完整地诠释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忠孝两全”的精神追求,为新县籍将军群体增添了诸多神秘色彩。

    1905228日,许世友出生在新县田铺乡河铺村徐家洼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妹8人,排行第三。8岁时父亲病故,为了活命,离别母亲,拜河南嵩山少林寺云游武僧林金子为师,到少林寺做了一名不受戒的杂役。据许世友19458月在自传中说:“我九岁开始到少林寺学武,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饭吃,要找个地方吃饱饭。”“这些年中,我学会了十八般兵器,也学过飞檐走壁,我下了苦功夫。这让自己觉得了不起,称得起英雄好汉,将来要打尽人间不平事。”  

    许世友在少林寺法名“永祥”,每天做杂役之余,学拳练武。伴随8个春秋的晨钟暮鼓,许世友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少林武功。据少林寺官方网站《少林故事》描述:寺内3米多高的围墙,他跑几步就可攀上;99檩的千佛大殿,他手抓屋檐的椽头,一口气可顺转3;他蹿墙、越脊、飞檐走壁,轻来轻去不叫瓦碎;跳下时,他能在空中翻3个筋斗轻轻落地;只要运足气,他对着尺二见方、三寸来厚的大方砖,转身一掌,相距寸余,砖就碎裂。

   1921 年春天,许世友经历了人生的再次磨难,恩师去世,母亲病重,折磨着少年许世友的心。在少林寺8年,他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生他养他、饱受生活重压的母亲。他决定回乡探母,以尽孝道。据《百战将星丛书.许世友上将》一书披露,许世友向少林寺住持请假回家探母遭拒,许世友执意要走,惹怒了住持,住持按寺内祖传的规矩,集合全寺150名武僧,在出寺的三道山门和后门摆出演武阵 ,声言“打得出去,就去见你老母,打不出去,可别怪我无情无义。”许世友以万夫不挡之勇,连闯少林高手重重防卫的三道险关 。当许世友拿着住持赠送的20块大洋时,才意识到自己能顺利打出山门,不完全是自己武功超群,还有住持和师兄弟们为其孝心感动,有意成全的因素。许世友少林寺的“师弟”、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说:“许司令武功好,是打出山门的。我武功差,打不出去,只好从后山小道溜走,参加了红军。”

点击浏览下一页    参加红军后的许世友演义了他人生的第二大传奇:七次参加敢死19305月,已是连长的许世友担任敢死队长,攻打新集西部最反动的地主围寨大山寨。大山寨寨墙高、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战斗中,敌人凭借暗枪眼向红军扫射,推滚木雷石,浇泼开水,致使红军进攻受挫。第二次进攻时,许世友开动脑筋,出奇制胜,他第一个冲到寨墙下,口咬钢刀,一手顶着桌子,一手攀爬梯子,运动少林武功,转瞬间便爬上寨墙,还没等守寨团丁反应过来,便手起刀落斩杀数敌,紧随其后的敢死队员迅速攻上寨墙,为部队打开一个缺口。 在敢死队的配合下,红军攻破寨门,歼敌500余人,但许世友不慎被敌人的杠子击中头部,从数丈高的寨墙摔下昏死过去。战斗结束后,战士们以为他牺牲了,都失声痛哭,可没想到许世友苏醒过来,不解地问大家哭什么,战士们说我们以为你死了。许世友笑道:我睡了个好觉!幽默的语气逗得战士们破涕为笑。

193310月,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集结20万兵力,对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长达11个月的“六路围攻”。已担任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的许世友,率部坚守在万源以南的大面山,拉开了著名的万源保卫战。敌人以10倍于我的兵力,轮番进攻我军阵地,战斗至紧要关头,许世友再次组织敢死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一把纯钢的大刀,在敌群中上下飞舞,杀得敌人溃不成军,直至把敌人赶进白沙河,万源保卫战最终取得了胜利。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表彰大会上授予红九军二十五师“守如泰山的钢军”光荣称号。

在红军北上的包座之战中,身为红四军军长的许世友亲率敢死队,手执一柄钢刀冲入敌阵,与敌人硬拼了四个小时的大刀,最终全歼守敌。原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多年后还感叹“军长参加敢死队,史无前例!”

在开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和长征中的10余年间,许世友从班长升任军长,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五任敢死队长,四次身负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敢死队的每次作战,他都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一把大刀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杀出了“少林和尚”许世友传奇。

许世友将军第三大传奇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死后土葬陪母尽孝。1956年4月27日,在怀仁堂工作会议上毛主席的秘书根据要求提交了一份题为《倡议实行火葬》的倡议书,内容是关于国家机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实行火葬的规定:“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当时,在《倡议书》上先后签名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五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列席的党、政、军领导纷纷在《倡议书》上署名。当时不在北京或者没有列席的一些党政干部,也向党中央表示,愿意在《倡议书》上补签,死后自愿实行火化,但惟独许世友没有在《倡议书》上签字,据说得到毛泽东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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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将军

许世友对母亲有特殊的感情,曾六次给慈母下跪。1927 “黄麻起义”后,许世友的母亲被“清乡团”抓住毒打,逼问许世友的下落。许母受尽折磨,仍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许世友得知后,怒火万丈,派人给“清乡团”头目送信,声言如果再敢伤害老母亲,定将他们全家杀个鸡犬不留。慑于许世友的威名,“清乡团”只好偷偷放了许母。许世友连夜返回家中,跪在伤痕累累的母亲面前失声痛哭。

1932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前,许世友请假回家探亲。三年未见,慈母已是满头白发。望着瘦弱的母亲,许世友这个铮铮铁汉不禁流下了热泪。许母深明大义,对儿子说:娘虽然不识字,可娘懂得大丈夫尽忠不能尽孝,娘愿意你去尽忠,尽孝只是为我一个人,尽忠是为了咱天下的穷人哪!等打完了白狗子,还怕没有好日子过吗?许世友泪流满面给母亲跪下:我许世友活着为国尽忠,死后为娘尽孝;活着不能伺候娘,死后也要埋在娘身边,日日夜夜陪伴娘!由于战事紧迫,许世友第二天一早就返回了部队,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18年,等到母子再次相见时,已是建国后的1950 年了,许世友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建国后第一次与母亲相见,许世友当着一百多名部下的面给母亲跪下,恳求母亲住下来,为母亲颐养天年。但是,勤劳一生的许母怎么也过不惯每日无所事事的日子,坚持要回到新县老家。拗不过母亲,许世友只好让儿子徐光把母亲送回老家。以后,许世友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数次回徐家洼看望老母亲,每次都给母亲下跪,母亲不发话就不起来,表达对母亲的歉疚。1965年春天,为了更好的照顾母亲,许世友把在北海舰队服役的大儿子徐光调回新县,让儿子替自己尽孝。许母病重期间,许世友正在海防前线视察工作,等他完成公务返回时,母亲已经作古,悲痛欲绝的许世友再次在母亲的遗像前长跪不起。

    197910月,已经74岁的许世友感觉身体每况愈下,就给徐光写了封信,提前安排自己的后事:寄去50元,用钱为我买一口棺材,我曾得到毛主席批准,死后不火化,运回老家埋到你爷爷奶奶身边。我要实现对你奶奶许下的诺言—活着精忠报国,死后守着父母。

1985年刚过元旦,许世友就交代秘书给中共中央写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要求中央在他死后实行棺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时间一天天过去,许世友病情一天天恶化,他经常在朦胧中询问报告是否有了回复。

19851022日,一代名将许世友怀着对母亲的深深思念离开了人世。   

许世友的报告在北京中央领导和中央军委领导中传阅,谁也作不了这个主。最后,报告送给邓小平,请他拍板。邓小平思前想后,在报告上批示: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9851026日,,中顾委副主任王震邓小平委托赴南京军区,传达邓的意见。他说:“许世友在60年戎马生涯中,战功赫赫,百死一生,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邓小平同志签的特殊通行证,这是特殊的特殊。

遵照许世友生前的遗愿,南京军区在新县许家洼将军父母的坟墓附近,为将军举行了土葬,简朴的坟茔前只有一块灰白色的花岗岩石碑,上书七个大字:许世友同志之墓。

    中将郑维山,1915出生在河南省新县泗店乡屋脊洼。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四方面军总部通讯队指导员、红九军八十一团政委、二十七师政委,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委,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长征,参加了英勇悲壮的西路军作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历次反“扫荡”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清河、保(定)北、清风店、石家庄、涞水、察南、绥东、冀热察、平津、扶眉、兰州、宁夏战役。将军戎马生涯 60余载,参加和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要数保安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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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山将军投身革命处--将军石

1948128日,塞外张家口地区的新保安镇, 傅作义的“王牌部队”国民党第三十五军被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三纵、四纵、八纵,紧紧包围在这个小镇上 。傅作义为了挽救他的起家本钱——三十五军,令其第一0四军从怀来方向扑向新保安,营救三十五军。而敌一0四军的进攻路线,我军尚未布防。担任包围敌三十五军的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意识到敌人的企图和我军的疏漏。情况紧急,已经来不及请示,郑维山便私做主张将围困三十五军的三纵七旅(欠1个团)和八旅从新保安外围调出,迎击飞驰而来的敌一0四军。

    郑维山的先斩后奏,是冒着巨大风险的。很快,郑维山收到了二兵团发来的电报,电文态度严肃,措词强硬,称如谁要因疏忽或不坚决而放走敌人,将坚决追究责任。

二兵团领导指责郑维山事出有因。此前,我军东北先遣兵团于12月2日由平谷地区出发,向怀柔、延庆急进。125日在西进途中,又顺手牵羊一举攻克密云。傅作义得知这一情况后,大惊失色,认为我军要对北平下手了,因此急令在张家口的第三十五军火速返回北平为其保驾。

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6日中午,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率两个师东返。负责在张家口一线阻击三十五军的兄弟部队,由于轻敌,被三十五军轻易突破。敌人乘400多辆汽车往北平方向扬长东去。

    战场情况这一突然变化,关系到我军的整个平津战役的作战计划。 73时和21时,毛泽东先后两次电令二兵团“全力在宣化、下花园一带坚决阻击”敌人;“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

接到电报后,杨、罗、耿心急如焚,于是—面命令先期在新保安一带的二兵团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拼死堵住三十五军;一面命令二兵团主力连续6昼夜急行军,终于在8日将三十五军死死围困在新保安 。

三十五军东撤受阻后,傅作义命令一0四军、十六军西出接应;同时,命令张家口的一0五军由西而东进行支援。一旦敌一0四军与三十五军会合,将对平津战役造成严重后果。    

点击浏览下一页    幸好三纵在向新保安开进途中,郑维山先见之明,派出侦察分队沿洋河南岸向东侦察。根据8日上午和午后的两次侦察,郑位山判断敌一0四军接应三十五军的行动开始了

这是—个相当严重的情况,三纵同兵团电话又联络不上,郑维山想,根据兵团的命令,三纵队的任务是从西面和南面包围新保安,东面不是三纵队的任务,但他又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一名指挥员应该把自己的作战重点放在那些对全局最重要最有意义的行动上。不让三十五军跑掉是全局,眼前,只有粉碎接应之敌,才能有效地围住三十五军。于是,便果断地决定以九旅配属七旅一个团,继续在新保安以西围城,防敌西逃;同时率八旅和七旅(欠1个团)东出阻击西援之敌,并决定一面电告兵团,一面开始行动。

然而,没想到却被兵团领导所误解。

 40多年后,郑维山将军在谈到这一往事时,以平和的口气说:“我们三纵刚完成对新保安的包围,派兵阻击敌一0四军的增援,兵团发来电报,使我们本来已经感到十分沉重的担子更加沉重。但战场情况发生突变,自作主张是迫不得已的。”   

    当时郑维山认为,电文如此严厉主要是兵团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但眼下的严重情况又不允许做更多的解释;遂复电称:兵团来电收悉,现在我们这里情况严重,处境困难,望你们派两个团增援。

   三纵是华北军区的“王牌军”,它与傅作义的“王牌” 三十五军是老冤家。1948年1月庄疃之役中,三纵歼灭敌三十五军“虎头师”,敌军长鲁英麟战败自杀,被三十五军视为奇耻大辱。从此,三十五军所到之处大都留下“坚决消灭3纵!”的标语,以鼓励官兵不忘前仇,振奋军威。

冤家路窄,这次国共两军的“王牌”部队又碰到了一起。因此不经动员,三纵指战员都摩拳擦掌,发誓消灭敌三十五军。

电报刚刚发出,敌一0四军就开始进攻了。9日晨,敌在12架飞机和猛烈炮火的支援猛攻,向我碱滩阵地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午后,四纵参谋长唐子安来到三纵指挥所,并带来两个营,这意味着兵团领导已经理解了三纵“擅自”行动的意义。

    三十五军被围,接应部队受阻,傅作义非常焦急。他调动大量飞机,连续不断地向我阻击部队狂轰滥炸,轮番俯冲扫射我军防御阵地,支援其地面部队向三纵冲击。东西两面敌军急于会合,像发疯一样,以集团队形全力向三纵猛攻,并占领了碱滩村三纵部分阵地。这时,东西两敌已相距不足4公里。

在最紧要关头,郑维山果断命令各部队向敌出击。九旅二十六、二十七团从碱滩两侧向敌侧翼发起反冲击,八旅由沙城向接应之敌侧后发起勇猛冲击。与此同时,七旅二十团从正面发起反击,敌突然遭到三纵三面猛烈的打击,首尾不能相顾,纷纷溃退。三纵各部队越战越勇,乘胜追杀。

    正在这时,我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第十一纵队占领了康庄,切断了敌怀来、南口间联系,并歼灭了正在集结准备西援的敌第十六军大部。敌第一0四军见归路被切断,慑于被歼亦慌忙撤退怀来,11日被我东北四纵、十一纵部队歼灭。至此,三纵将新保安与沙城联系切断,配合兄弟部队将敌第三十五军紧紧包围于新保安。

    事实证明,郑维山根据战场情况的“先斩后奏”是完全正确的。10日,中央军委发来嘉奖令,电称:“34两纵昨(9)击退东西两路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

 1221日,中央军委命令向新保安发起全面攻击。三纵队和兄弟部队于14点发起进攻,打响了平津战役“各个歼敌”的第一仗,我军官兵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郭景云用汽车组成的钢铁防线冲击,敌人溃不成军。2217时,三十五1.9万余人被全歼,敌少将副军长王雷震被俘,军长郭景云自毙身亡。

  新保安被攻克后,紧接着,我军占领张家口;19491月,我东北野战军主力29个小时攻占了天津;北平成了“陆上孤岛”,傅作义将军在我党的争取下,接受了和平改编。

新保安战役作为我军著名的运动战被载入军史,郑维山率领三纵在此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闪烁在军史中。

少将李德生,1916 年出生 ,河南省新县陈店乡胡子石村人。1930年参加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三过雪山草地历经磨难 。抗战爆发后,李德生被编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伏击战、响堂铺战斗、反敌六路围攻和“百团大战”。19425月,李德生奉命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他带领七六九团仅有的两个连坚守阵地,抗击十倍于我的日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李德生,一身是胆,智勇双全。在山西和顺县一带,至今流传着李德生深入敌穴拔除日军据点的英雄事绩。日军马坊据点位于昔阳、寿县、和顺三县交界,驻守着日军守备队和伪区公所,他们四处清乡、扫荡,杀害抗日军民,对太行山根据地造成极大危害。李德生决定智取马坊据点,他通过地下组织,指示被俘的昔阳县敌工战站长将计就计,假装投降,打入敌人内部,在据点内发展党员,自己化妆成菜农,亲自深入马坊据点,和日军守备队长套近乎,借机侦察敌兵力、火力部署。194535日夜,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李德生抽调82名干部、战士,组成精干突击队,突袭马坊据点,经过8个小时激战,全歼日军30多名,生俘日军8名,铲除了太行二分区的心腹之患。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的消息,并配发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

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已经成长为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一员猛将,以善打恶仗、硬仗赢得刘、邓首长的喜爱。

19468月,李德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十七旅旅长。8月下旬,定陶战役打响,李德生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最艰苦的大杨湖血战,他亲率五十团固守大张集阵地,为全军包抄整敌三师争取时间。李德生指挥五十团700勇士,坚守大张集。敌整三师师长赵锡田,黄埔一期毕业生,又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的外甥,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以为能轻易突破五十团团防线,指挥两个团,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五十团阵地扑来,激战一日,竟未能前进一步,方知遇到了强劲对手,只好龟缩在大杨湖的一个村子里,等待救援。

9月5日 ,我军总攻开始,李德生率十七旅突进大杨湖守敌阵地,赵锡田亲自督战,拼命反扑,战斗极其惨烈,五十团七连官兵全部牺牲,仅剩连长独自坚守阵地 。关键时刻,李德生亲自提枪上阵,终于使阵地得以固守。此次战役,六纵歼敌整三师4个旅 1.7万余人,活捉敌中将师长赵锡田。我军也伤亡惨重,大张集阻击战后,五十团只剩下8 0多名战士。多年后,李德生将军仍感叹道:“真是一场艰苦的血战!许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感惊心动魄”。

1948年7月,襄樊战役打响,李德生率领十七旅担任攻打襄阳的主攻部队。襄樊守敌为为国民党第五军、第十八军精锐部队,全美式装备,配备有最新式的重迫击炮和化学炮。指挥官为中将司令官康泽,既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又是特务头子,黄埔三期毕业,蒋介石的嫡系心腹。

襄阳城,依山傍水,地势险要,城外的琵琶山、真武山和铁佛寺,是十七旅进攻襄阳城的三个关卡,沿途工事层层,交叉火力网、交通沟、铁丝网,依山势纵横起伏,漫山遍野都被埋上地雷,可谓易守难攻。

1948年7月9日夜,李德生指挥十七旅四十九团三营攻克琵琶山。第二天,康泽亲自指挥部队争夺琵琶山,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6次争夺均告失败。11日,李德生指挥二营强攻真武山,守敌在真武山不足300平米的山头上,构筑了30多个永久、半永久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李德生向二营下达了:“突破,突破!巩固,巩固!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作战死令。在二营的勇猛冲锋下,仅仅半个小时,真武山守敌就被全歼。

襄阳城外最后一道屏障铁佛寺,距襄阳城西门仅50米,驻守敌军一个营,寺前近百米的开阔地带掩埋数千枚各式各样的地雷。李德生指挥战士们土工作业,将深壕沟挖到敌阵地前。13日夜,五十团发起进攻,一个小时即攻克铁佛寺。李德生率部刀劈三关,为六纵攻克襄阳开辟了道路。716日,全歼守敌,活捉康泽。战后,“刀劈三关”的十七旅四十九团被中央军委授予“襄阳特功团”,其一营被授予“襄阳登城第一营”。中央军委特发贺电:十七旅荣记一等功。

19513月,李德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三十五师入朝作战。在上甘岭战役的第二阶段,敌我双方处于决战的紧要关头,李德生出任上甘岭前线战役总指挥,统一指挥十二军、十五军所属部队,击溃敌人上百次猛烈进攻,赢得了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李德生曾多次负伤,有两次重伤几乎失去生命。一次是在四川反击川军田颂尧的作战 子弹穿透左肺,差点伤及心脏;一次是在对日作战中,被子弹击中头部,生命垂危,几经抢救,方才脱险。

许世友、郑维山、李德生的传奇经历,只是新县籍将军百战沙场的缩影,其他新县籍开国将军,在为新中国打天下的征程中,都有着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

    点击浏览下一页中将范朝利,在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转移川陕途中屡建奇功。1932年9月1日,范朝利奉命率领红十师二十八团五连坚守新集以北扶山寨,阻击国民党陈继承、卫立煌纵队,掩护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省委、红四方面军总部等机关撤离 。从9月1日5日,连续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 期间,二排阵地一度失守,范朝利带领两个班端着刺刀扑向敌群,和敌人展开肉搏战,他左劈右刺,勇不可当,转瞬间,3名敌人命丧黄泉,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终于夺回阵地,与兄弟部队在完成掩护苏区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20 日红四方面军转移到达宋家集、吴家集,遭到敌八十三师、三十四旅的疯狂阻击,尾追之敌第十师也从后方压来。范朝利带领五连随同红三十二团扼守宋家集,共击退敌人十余次进攻。战斗中,范朝利发现敌三十二旅和八十三师结合部为其薄弱部分,遂集中兵力发起勇猛冲击,实现了胜利突围。22日下午,红四方面军行至枣阳西南的土桥铺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五师、六十七师据守沙河拼命阻击,敌第一师、五十一师尾追而至,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情况万分危急。范朝利带领五连一个班的战士冒着密集的炮火,跃入河中,杀向对岸的敌人,吓得守敌纷纷弃枪而逃。范朝利带领全连迅速占领沙河阵地,为全军打开通道。

    少将肖永银,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千里跃进中,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十八旅,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血战汝河,为全军顺利抵达大别山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817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十八旅作为刘邓大军的先遣部队,于23 日夜到达汝河北岸柳营口。恰逢汝河水涨,河床陡峭,不能徒涉。旅长肖永银和政委李震立即组织先锋队,扎制木筏,冒着枪林弹雨,武装泅渡到汝河南岸,占领了大雷岗桥头阵地。当日中午,敌五十八师先我主力到达汝河南岸,收缴船只,布防阵地,阻挡了我军前进道路,并以优势兵力争夺南岸桥头阵地。同时,尾随大军南下的敌3个整编师接踵而至,其先头部队与我军后卫仅距30公里。刘邓首长及野战军机关和六纵主力均被阻于汝河北岸,如果不在几个小时突破汝河,将被迫在前后受敌的情况下与敌决战,极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在这紧要关头,刘邓首长来到十八旅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刘伯承郑重地对肖永银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明白吗?并决定刘邓及野战军机关随同十八旅一起行动。生死存亡之际,全军破釜沉舟,做了最坏的打算。

点击浏览下一页 根据作战计划,肖永银率十八旅直插敌人中间,从地阵中杀出一条血路,强行打开前进通道,十六旅接替十八旅大、小雷岗阵地,掩护全军渡河。24日夜,肖永银亲率五十二团为左翼,李震亲率五十三右翼向敌军发起猛攻。肖永银坚定地对全旅发出作战命令:“我们旅打剩一个团,团打剩一个营,全营打光,也要打开一条通道!”

   肖永银和李震率两个突击团,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夜之间连续攻占了十几个村庄,天将拂晓,硬是从国民党八十五军的阵地上冲开了一条长多公里、宽六七公里、铺满尸体的通道。 为了确保刘邓首长的安全,肖永银命令两个团在通路两侧展开,调五十四团一营为前卫,扫荡式前进,他亲自代替营长指挥,命令团长下到连,营长下到排,直到护卫中原局、刘邓首长和机关安全通过。8月27日,刘邓大军在甩掉强敌之后,进入大别山区,实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汝河血战,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途中最紧要、最严峻、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也是一场最激烈、最惨烈的战斗,它不仅关系到整个纵队的安危,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原局和野战军首长、统帅机关和南下干部的安危,关系到我军能否完成中央突破的战略任务。一代战将肖永银的名字因汝河之战载入我军史册。

点击浏览下一页少将范朝福,抗战时期于冀南巨鹿一带,率部开展“麻雀战”、“天门战”、地道战,挖公路、炸碉堡、割电线、除汉奸、灭土顽,打得日军狼狈不堪,日军悬赏三万大洋活捉范朝福。范朝福在巨鹿的5年抗战中,发起对日伪的大小战斗120多次,歼灭日军500多人,俘敌800余人,摧毁敌据点70余处,被巨鹿百姓作为神话四处传颂。

点击浏览下一页 少将黄光霞,曾率部以十多分钟的激战,歼灭枣强县娄子镇日军守军,毙伤日军27名,俘敌70余人。此战被列为八路军一二九师10个有名的典型战例之一,同时列入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时期典型战例之一。
    少将吴华夺,以英勇果敢的胆略,抓住战机,突袭进剿淮南根据的千余名日伪军,一把火烧死日军700余人,震动日军总部。  

“独臂将军”陈波少将,为了研制对付日本鬼子的新型武器,失去了左臂。1941 年春,黄岩洞兵工厂研制一种“滚点击浏览下一页”,陈波主动要求承担试验任务,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操作。在一次实验中,一只“滚雷”发出一段时间后也没有爆炸,他不顾大家劝说,只身过去排除故障。当他接近“滚雷时,突然爆炸,他的左臂和右腿顿时血肉模糊,当场昏死过去。由于伤情严重,医疗技术落后,陈波的左臂被截肢。

少将叶道友, 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团长、师长,参加了朝阳集、涟水保卫战,宿北战役、苏北五花顶、大兴庄守备战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小战斗100多次,7次光荣负伤,被评为二等残废,因战争留下的伤病发作,1961年英年早逝,年仅47岁。 

少将朱火华, 1931年参加红军,1936年10月下旬,参加西路军西征,英勇顽强,不畏牺牲。西路军突围时,他率连队随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担任掩护任务,激战中,200多人大部牺牲,少数人幸存者分散突围。他历尽艰辛,在祁连山找到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后到达迪化。

少将胡立信, 1931年参加红军,1948年晋中战役中,他和旅长冒着枪林弹雨,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阻击敌人,为主力部队全歼敌赵承授部10万余众奠定了基础。

 少将胡立声, 1930年参加红军,在进军大西南的成都战役中,率部翻越二郎山、抢夺卢定桥,解放了康定城。同时以一部直插川西, 展开了川西剿匪斗争,生俘匪师长刘镜生以下1600余人,毙伤150余人。荣获“名扬川西”、“英勇艰苦”等锦旗,受到兵团通令嘉奖。建国后参加了贵州的剿匪斗争,经历百余次战斗,歼灭黔东南绥靖总司令谢世饮、西南反共突击军总指挥柏家华以下官兵3.1万人。

少将谭知耕,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六十八、六十九师师长等职,英勇善战,有勇有谋 。在淮海战役中,他率领十一师俘获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以下官兵1.8万余人。渡江战役中,已担任六十九师师长的谭知耕,率部作为东集团渡江先锋,如期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控制了沪宁线,及时切断宁杭公路。他亲自指挥的溧阳战斗,俘获国民党总统府等部官兵9000余人。

43名新县籍开国将军,人人都历经枪林弹雨,九死一生的洗礼,个个战功显赫,闻名遐迩;他们每一颗将星都是出生归来又入死,赴汤归来再蹈火获得的,在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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